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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福建等多地再度暴发新冠疫情，而世界疫情亦在持续反复。正如人大重阳在2020年6月19日发布的《世界抗疫，从“遭遇战”进入“持久战”》一文中预测，抗疫已从“遭遇战”进入“持久战”，时至今日，文中观点仍有借鉴意义。人大重阳君节选文中部分内容与读者分享。
｜核心提要｜
1.疫情之初，抗疫是一场“战役”，而当病毒蔓延一年有余，传播速度仍不见缓，甚至在西方引发经济危机、种族矛盾、社会动荡……世界抗疫就不再只是一场“战役”，而是一场“持久战”。
2.新冠病毒全球蔓延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影响，远超“非典”。由于贸易、旅游和商业受到全面冲击，西方甚至出现了严重程度超过“大萧条”的经济危机乃至以“黑命贵”为口号的社会动荡，又进一步深刻冲击着国际经济、西方社会乃至世界秩序。
3.人类与病毒始终是共生关系，病毒不可能被消灭，而是与人类相互适应。人类能做到的只是尽量降低病毒危害程度的情况下，学会与病毒相互适应、长期共生。
4.本次疫情全球蔓延如此迅速，也与当今全球治理亟需完善不无关系。
5.经济和抗疫不应该成为矛盾体，如果只强调经济而忽略了抗疫，那么国家将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会诱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6.疫情对各国来说都是一次大考，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是一次检测。事实证明，西方社会长期积压的民粹主义、老龄化、收入不平等、种族矛盾、过度依赖货币数量等问题将这场疫情的危害系数放大了。点击播放键听全文↓
……疫情之初，抗疫是一场“战役”，而当病毒蔓延一年有余，蔓延各个大洲，甚至在西方引发经济危机、种族矛盾、社会动荡……世界抗疫就不再只是一场“战役”，而是一场“持久战”。正如《论持久战》的核心思想所揭示的那样，持久战是社会全面参与其中的持久对抗。目前，世界抗疫已从“遭遇战”转为“持久战”，必须调整“战略”，全面评估应战之法。
世界抗疫是人类与病毒之间的战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知己”先于“知彼”，只有知道自己存在什么薄弱环节、战力如何，才能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在面对病毒时，人类一方普遍存在三大认识误区，成为导致局面被动的根本原因。误区一：低估病毒影响力。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初，许多人将“非典”作为参照系来预想此次新冠病毒的影响力。然而，时至今日，两相比较，可以说，新冠病毒对人类健康带来的冲击力已超过“非典”的1000倍，且还在恶化！新冠病毒全球蔓延带来的经济与社会影响，也远超“非典”。由于贸易、旅游和商业受到全面冲击，西方甚至出现了严重程度超过“大萧条”的经济危机乃至以“黑命贵”为口号的社会动荡，又进一步深刻冲击着国际经济、西方社会乃至世界秩序。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曾在《这是场“文明兴衰级”的全球萧条，中国防波坝在哪？》的研究报告中，以疫情影响力为基础，预测出三种递进的情境：1、疫情冲击多个国家（“区域危机级”）；2、疫情影响世界历史可达百年级别（“世纪危害级”）；3、疫情削平西方文明的领先度（“文明兴衰级”）。目前看来，世界已经进入第二种情境，且正在向着第三种发展。误区二：高估发达国家的医疗体系作用。美国在2019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全球防疫能力中排名第一，而中国仅排名第51。在美国，全民医疗卫生支出占GDP之比约达18%，医疗卫生行业打败了军火工业和高科技行业，成为市场规模最大的行业。美国公司在药品和医疗设备上的研发上投入不惜成本，从医疗技术水平上来说美国是全球最好的，因此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人群赴美就医。而疫苗的研发却迟迟未见效果，与占美国GDP18%的占比极不匹配。新冠疫情的实际发展说明：西方医疗体系被高估了。即便不考虑疫情的外部冲击，美国医疗体制本身就存在相当大的缺陷，这些缺陷可能造成美国社会在面对公共卫生危机时呈现出脆弱性。虽然美国的私立医院仅占16%，但美国的制药业都是被私企控制的，导致美国的医疗系统效率较差。在私有化的制药业推动下，资本家们的关注点在于他们的利润，而非医疗事业本身。而中国在抗疫过程中，除了医疗体系之外，政府与社会的行动都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极短时间内建起火神山、雷神山两座医院，到全国驰援武汉，再到后来北京上百家公立和民营实验室提供了惊人的核酸检测能力，这些对疫情控制都至关重要。由于对美国医疗体系的高估，所以世界上许多国家模仿美国的医疗体系，以至于远观美国的医疗体系，就像是在看人类健康的未来。随着美国医疗体系的能力在抗疫中的表现只能用“人设崩塌”来形容，我们对美国医疗体系内在的缺陷应该形成清醒认识。误区三：对全球治理体系期待过高。疫情之初，各国政府均寄希望于向来作为全球治理典范的美国，然而，美国本届政府防疫前期似乎漫不经心，本国情报系统早在2020年1月份就对疫情做出了警示，多次警告白宫要引起重视，但美国却错失了他国抗疫带来的最佳窗口期，甚至成为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确诊和死亡病例最高的国家。在全球抗疫中，有着丰富资源、发达科技、强大影响力和软实力的超级大国美国，非但未起到带领世界各国共同抗疫的带头作用，反倒先后对中国、欧洲、甚至其盟友英国等爆发疫情的国家采取了停航、禁止入境等措施。而中国在努力防疫的同时，当国内疫情有了好转的情况下，积极帮助其他国家防疫。中国派遣了许多自己的医疗队前往其他国家、捐赠了大量财物，以帮助各国度过难关。中国在此次疫情当中，不仅为各国的防疫争取了时间，还为各国的疫情防控提供了很多帮助，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体现了大国担当。病毒肆虐之时，对许多国家来说，中国是危急时刻第一个伸出援手的真朋友；疫情蔓延之际，中国基于自身实践为其他国家提供经验参考，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此次疫情打破了世界各国对美国全球治理能力的幻想，面对人类共同的疫情危机，中国始终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出大国担当。国际社会唯有守望相助、风雨同舟才能共同迎来这场人类抗疫斗争的最终胜利。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于2020年6月15日接受今日俄罗斯电视台（RT）采访表示“北京的疫情不会比五个月前武汉的疫情更严重”。
病毒在地球上的“资格”，远比人类更老。（参见文章《20世纪，你不知情的十种重大传染疾病！》）人类进化史上，病毒对人类的攻击从未停止过，这次疫情的发生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因此，人类要要与病毒长期相处，事实上是人类进化过程的一部分。人类与病毒始终是共生关系，病毒不可能被消灭，而是与人类相互适应。人类能做到的只是尽量降低病毒危害程度的情况下，学会与病毒相互适应、长期共生。
一是社会适应能力。人类的演化史，也是一部不断与病毒抗争的历史，同时，人类也不断演化以建立对疾病的防御系统。即使本世纪以来，2003年的SARS、2009 年的甲型 H1N1、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2014 年的埃博拉和脊髓灰质炎疫情、2016 年的寨卡疫情以及2019年新冠肺炎等数次病毒侵袭，几乎每隔数年就会爆发一次，给全世界人们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现代人类社会人员高度密集，并且越来越频繁的交流和迁徙，病毒在与人类的较量中也不断变异、进化，因此，一次大型病毒流行造成的损害甚至超过一场大规模战争，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迫使人类自身行为和社会组织方式做出改变。人类历史上经历过鼠疫、天花等重大传染病，人们发现这与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因此，通过积极改善卫生设施，提高垃圾处理、污水净化等领域的技术，人们大大减少了与病毒接触的机会，从而降低了感染几率。人类与病毒共生，有个基本规律，即病毒的危害性会从“高烈度疾病”降低为普通疾病。一种病毒与人类初次遭遇，往往会高烈度地危害人体，因为人体尚不适应。但烈度太高的毒株，无法持久传播，因为会把宿主杀死。而宿主的生命一旦终结，病毒的传播也就停止了。所以，能够“生存”下来的毒株，都是“烈度”能够为人体所接受的。因此，久而久之，人类与病毒相互适应，病毒就会作为普通疾病而存在下来。历史上，流感就是这样的案例。一般来讲，人类几乎不可能消灭一种病毒，能做的只能是在尽量降低病毒对人类危害程度的情况下，让病毒变为普通疾病的历程尽量变短。由此可见，人类社会为了减少病毒传播范围和感染几率，也在不断优化社会管理和个人行为方式，提高整体社会的适应能力。二是经济适应能力。新冠肺炎对全球经济带来重大冲击，并且这种影响还远没有全部显现。这在美国表现更加明显。同时，疫情对不同群体的影响并不相同，数以千万计的工薪阶层、中小企业主的生活和工作被打乱，承担了本次疫情带来的最大损失，而一些富豪其财产不仅没有损失，相反还有巨大升幅（参见报告《全球首份揭露美国抗疫真相报告（附中英文下载）》）。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承认，疫情对收入水平较低的群体带来最大痛苦，低收入家庭的就业率下降幅度最大，而非裔美国人、西班牙裔人和妇女的失业率都高于其他群体。财富分配的巨大不平等严重影响了美国疫情防控的效果。大量中低层居民由于缺少社会保险，患病后不敢也不愿到医院就医，这更加剧了社区和家庭传播的几率，即使美国拥有全球最发达的医疗体系，也没有阻止成为全球疫情震中，无论是感染人数还是死亡人数都高居各国第一。在经济更加平等的国家，防疫效果明显要好。在以中日韩为主的儒家文化圈，传统上更加重视家庭和集体利益，虽然疫情最先在该地区发生，但是防控效果明显好于西方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的中国，始终把每个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为了人们生命安全不惜一切代价，没有任何一个群体被抛弃，并在所有大国中取得了最好的防控成绩，社会经济也开始全面复产复工，充分阐释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因此，与病毒长期相处需要经济适应机制。三是治理适应能力。在面对未知的病毒侵袭时，不同的治理方式会带来不同的防控效果。爆发于一战末尾的西班牙流感，在短短两年里夺去了全世界 5000多万人的生命，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在流感病毒肆虐期间，地方政府开始创立公共机构来收集疾病发病信息，这些机构也成为现在公共卫生体系的雏形，并对1935 年通过的美国《社会保障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样，2003年的“非典”疫情，让中国政府意识到必须持续加大对公共卫生的投入，从而在短时间内建成了疫情信息网络直报系统。此后十几年来，这个系统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突发急性传染病预警、监测、实验研究体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平均报告时间从原来的 5 天缩短到 4 小时内。在本次新冠疫情爆发初期，虽然政府对该病毒的认识也很少，但是基于以前的经验，果断做出了武汉封城的决定，并动员全国的力量支援湖北，不仅在较短的时间内控制了疫情蔓延，在此期间医疗器械、防护产品、试剂和疫苗研发等企业有条不紊，加紧复工复产，为中国和世界疫情防治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在本次疫情中也暴露了一些西方国家治理能力的短板。英国、瑞典等国家奉行“群体免疫”策略，对疫情采取鸵鸟政策，短时间内造成疫情快速传播，死亡率高企，最后其政府不得不承认该策略的失败。意大利、法国、美国等国家虽然也积极应对，但是其国家治理方式阻碍了相关政策的落实，不当党派都以本党利益优先，忽视了大众和国家利益，最终导致疫情一发不可收拾。
在应对经济衰退方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为了维持金融市场的稳定，美联储在推出零利率的货币政策后，又推出了庞大的资产购买计划，这些措施无疑对华尔街带来巨大利益，但是对于普通民众和中小企业来说，所获利益很少。同时，美国民主、共和两党，为了争取选民的支持，先后推出了庞大的财政刺激政策，完全不顾及美国已经庞大的债务负担，这对美国经济长远发展以及国家信用造成潜在的危害。本次疫情全球蔓延如此迅速，也与当今全球治理亟需完善不无关系。中国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充分体现了大国担当，在积极控制国内疫情的同时，还努力为其它国家提供防护物资和医疗专家。但是西方一些国家却在关键时刻以邻为壑，不仅将疫情失控的责任甩锅给其它国家，甚至发生抢夺、扣押防控物资的事件，让人惊愕。疫情是人类共同的敌人，世界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赢得这场人类同新冠肺炎的重大斗争，而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紧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才能保证世界在面临下一次重大危机时团结一致。近几年，世界历史像是被按下“快进键”：“黑天鹅”漫天、“灰犀牛”遍地，处处都面临着风险，无论是不发达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遭受了重大损失。究其根源，人类社会发展也是矛盾不断累积的过程。此次疫情打开了社会矛盾的“潘多拉盒子”，积聚已久的矛盾被释放出来，并使历史走上与预想不同的轨道。对此，人类需要转变思路，不仅要从宏观角度被动应对疫情，还要从微观角度主动出击，以微观手段解决微观病毒问题。第一，贸然“重新开放”等于二次传染。当前，西方顶着疫情与社会动荡双重危机“重新开放”是不得已之举。疫情封锁给欧洲经济带来了巨大损失，社会发展面临巨大压力，解除封锁也是给千疮百孔的经济一丝喘息机会。然而，经济和抗疫不应该成为矛盾体，如果只强调经济而忽略了抗疫，那么国家将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会诱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如果为了经济而对防疫懈怠，将会有更多的人被感染，甚至是死亡。新冠疫情的易感染性和治疗难度大决定了这将会是一场抗疫持久战，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各方需要抗疫和复工复产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参见文章《防疫情、促经济，两手抓两手硬的八点政策建议》），否则，贸然重启会造成疫情的“二次传染”。第二，真正的问题不是病毒，而是社会发展中长期积压问题的一次大爆发，即使社会发展程度较高的西方也非常严重。疫情对各国来说都是一次大考，对社会的方方面面都是一次检测。事实证明，西方社会长期积压的民粹主义、老龄化、收入不平等、种族矛盾、过度依赖货币数量等问题将这场疫情的危害系数放大了。在疫情的刺激下，社会发展的顽疾充分暴露出来，即使科技先进的欧洲在疫情面前也显得十分被动。疫情初期，当中国作出巨大牺牲，为世界争取一个月提前布防契机之时，西方社会中的种族歧视让其麻痹大意，最终错过最佳窗口期。当疫情席卷欧洲之际，盛行的民粹主义又进一步加剧了民众与政府的对抗，政府倡导的抗疫措施遭到抵制，甚至爆发了游行示威，进一步加剧了病毒传播。此外，由于西方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十分严重，而新冠病毒更容易攻击老年人，西方国家大量老年人感染病毒，并造成了大量死亡，因此西方国家的新冠病毒死亡率要高于亚洲国家。而根深蒂固的种族矛盾也在疫情期间彻底爆发，美国因黑人“弗洛伊德死亡”引发了大规模种族主义对抗，进一步恶化了疫情局势。与此同时，经济结构过于货币化和产业结构空心化制造的经济泡沫被疫情打破，造成了巨大经济损失。而收入不平等问题也在疫情期间凸显，低收入人群大量失业，面临生存危机，进一步诱发严峻的社会问题。当然，防控疫情很重要，恢复经济也非常重要。随着病毒危害走向降低，防疫策略也应该发生转变。显然，疫苗问世前，短时间内是无法彻底消灭新冠病毒，人类要学会与其共存。因此，在抗击疫情过程中，人类除了采取宏观的防控措施外，还需要对病毒本身进行微观分析和研究。和其他病毒一样，新冠病毒本身也是一个微观事物，病毒传播是个微观过程，以及人感染病毒后的医疗过程也是个微观经济过程，需要以微观思路解决微观问题，即只针对疫情的发生与传染链条，而非限制所有人的经济社会活动，进而保证经济社会正常运行。具体而言，以微观办法解决微观问题需要做到以下三点：首先，聚焦病毒本身，对微观病毒有一个全面深刻的认知。例如，病毒的特性是什么？病毒的克星是什么？病毒有没有变异？其次，从微观角度研究病毒的传播过程，发现和掌握病毒的微观传播源、传播途径和传播载体，及时切断病毒的传播途径，遏制住疫情蔓延；最后，研究病毒感染人后的微观过程，治疗新冠病人需要哪些药物和医疗设备，哪些机构可以研发或生产特效药和疫苗？市场上的医疗设备供应是否充足？可以说，医治新冠病人的过程也体现了一个庞大的医疗经济环流。总之，做好了微观布局，就能对病毒进行精准打击。（课题组组长：王文，执笔人：贾晋京、卞永祖、张婷婷、张梦晨）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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